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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修正,怎能如此草率?

「勞基法修正,怎能如此草率?」

時代力量在今年7月20日提出勞基法修正案後,主張週休二例、維持七天假、資淺員工特休假、特休假成長幅度與公務員一致、提高違法企業罰鍰等等。本以為,法案會在今天的衛環社福委員會,可以進入實質審議討論,然而,現場卻混亂得超乎想像。

儘管勞動部堅持一例一休砍七天假,又認為不該修正特休假、不該對企業加重處罰,幾乎全面反對時代力量的主張,但我們今天仍計劃透過程序的問題、資料公開的要求、乃至於實質的審議,希望能要求勞動部能先停下步伐,為廣大勞工的權益,召開立院公聽會、做更審慎的評估。

然而今天在委員會,只看到過去長期偏袒財團的國民黨,與執政的民進黨彼此叫囂混戰,心中只有無奈。難道針對法案的實質討論、逐條審查都不可能嗎?本以為混亂後,可以冷靜讓會議開始,結果,竟趁著這場推擠扭打,一例一休砍七天假的版本就出了委員會。對此,我非常不能接受,也對這款的勞基法審查正當性感到存疑。

關乎全國數百萬勞工權益的勞基法修正,怎能如此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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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貼紙議題,我的看法

關於護照貼紙的議題,我將質詢以及幾次受訪的內容,整理如下: 要不要在護照貼貼紙,這是個人的事情,實在不是什麼大事。長期以來,旅客可能在護照上貼行李條碼、貼旅行團貼紙來標注、貼姓名標籤以避免跟其他旅客搞混、或貼喜歡的圖文,例如kitty貓。護照封面貼貼紙,旅行國際大多都不會遭受什麼問題,偶爾會遇到被詢問、或要求你把貼紙撕掉,我自己也曾遇過。這是各國第一線公務人員的裁量權。這類裁量權,大多是取決於公務人員經由現場的各種觀察與判斷,為防止持假護照入境、或從事非旅行目的、不法事務,而對旅客做出可能要求。 然而,去年有人在護照封面貼了「台灣國」貼紙以後,外交部之後便在2015年在《護照條例施行細則》增訂了「不得擅自在護照封面及內頁為影響護照原狀之行為」,並且用22條搭配母法第25條,開始在台灣機場約談、刁難護照貼有「台灣國」貼紙的人民。外交部的這些舉動,讓外界開始質疑有箝制言論自由之嫌。 言論自由,這就不是小事了。 不過,外交部一再澄清,禁止護照貼貼紙,是因為在護照封面上貼了貼紙會影響護照真偽,並非針對「台灣國」貼紙。(例如這則新聞:http://goo.gl/1hScGq ) 既然外交部主張,不是針對特定的貼紙,而是因為在護照封面貼了貼紙會影響護照真偽,那麼我在質詢時,提出有加拿大人、美國人在護照封面貼貼紙、入境台灣也沒有問題,是否是法律漏洞,是否要修《入出境及移民法》規範這些外國人的入境?讓未來封面貼有貼紙的外國人,應該要約談、盤查、甚至遣返?然而外交部也回應說無需修法規範,這更顯得外交部訂定的施行細則、在入出境檢查台灣人護照封面不得貼貼紙,是立場矛盾。 我不是要鼓勵任何人護照該或不該貼貼紙。我自己幾年前在入境某國時,也曾被要求撕去護照上的旅行團貼紙,然而大多數時間,沒有任何國家會管我護照上的貼紙、暢行國際無阻。顯見,這多是由各國第一線公務人員去裁量的。 當然,各國的外交部都可能提醒國人護照上若貼了貼紙,有可能會發生旅行不便,台灣的外交部尤其要提醒,在中國控制的港澳地區,貼上特定貼紙有可能會遭受到強大的刁難,就如同在中國不能穿著有特定字樣的T恤一樣。但這樣善意的提醒,若是成為硬性規定、要求國人的護照不能貼貼紙,甚至因為特定貼紙就在台灣機場遭受刁難,不就等於讓台灣的言論自由向中國看齊嗎? 事實上,人民不只是護照貼貼紙有可能會發生旅行不便,還有很多狀況可能會發生不便,例如攜帶不明的大件行李、穿著造型特殊...等。閃靈常在國際間旅行,團員曾因為隨身攜帶大件的樂器,而在德國機場被盤查超久,差點連樂器都被查扣,連飛機都上不了。難道我們的外交部也要比照禁止護照貼紙的邏輯來修法,禁止人民出國帶大件行李?或是國人在台灣出境時,若帶大件行李就要約談他嗎? 當然不用。 這些都只是簡單的邏輯問題而已。立法院外交國訪委員會也在四月初審議,進行《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的審議,經過多位委員逐條審議,終於修正完成,讓相關規定回歸母法規範的範疇,今天在院會審查,期待能通過。不料,沒來委員會開會參與審議的國民黨團、親民黨團,臨時提出異議交付黨團協商,讓這個修正案增添變數。 外交部無視自己的各種矛盾,刻意要在施行細則上動手腳,要求第一線的公務員去刁難人民,國親黨團還要為這種行為護航,如果不是為了配合少數國家對於某些言論的取締,實在想不到其他的原因。 無論如何,我們會繼續努力,也期待各黨委員,未來針對各項法案若有不同意見,應該來委員會開會,勇於表達、辯論。不參與委員會,卻透過黨團協商來杯葛拖延,實在不是國會正常運作模式。 最後附上一位美國朋友來信照片如下。他在美國護照上貼了貼紙,進出美國並沒發生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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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轉會主委人選不能誤導轉型正義的意義

司法法制委員會正在進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人事提名案的詢答,昨天我對主委提名人黃煌雄先生提出我的擔憂。 黃煌雄獲提名主委的消息曝光後,發生了許多爭議,執政黨一直以「為了促成和解,黃是最適合的人選」來辯護,送交立院的黃煌雄自傳資料也一直強調類似的論述,對於轉型正義核心工程的見解與貢獻卻相對缺乏。轉型正義的目標工程至少包括:一、真相釐清與還原,二、受難者名譽與權利的恢復及賠償,三、加害者的法律與道德責任的追究,四、體制的改革。 這樣模糊轉型正義的焦點,令人擔憂。正如同另一位促轉委員被提名人彭仁郁在回應時代力量的問卷所提及的「促轉會的出發點不應該縮限在和解vs不和解的二元對立預設上,這不僅將嚴重妨礙真相調查程序,也貶抑了公民在歷史真相調查報告出爐後辨別責任歸屬、討論適切咎責方式的的道德判斷力。」 促轉會不是扮演調解加害、被害雙方的和事佬。和解並不容易,應該奠基在真相之上,並對加害者究責、恢復受害者名譽與權利,才有可能讓受害者原諒,提供一個「和解」的可能。若盲目追求和解而息事寧人,甚至要求受害者放下,這不是轉型正義,更是再次傷害受害人。 是否有勇氣追求真相與公義,有能力踏實進行轉型正義的工作,這將是我行使促轉會人事同意權考量的重點。 youtube連結:https://youtu.be/Ul66lEPoEB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