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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轉會主委人選不能誤導轉型正義的意義

司法法制委員會正在進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人事提名案的詢答,昨天我對主委提名人黃煌雄先生提出我的擔憂。

黃煌雄獲提名主委的消息曝光後,發生了許多爭議,執政黨一直以「為了促成和解,黃是最適合的人選」來辯護,送交立院的黃煌雄自傳資料也一直強調類似的論述,對於轉型正義核心工程的見解與貢獻卻相對缺乏。轉型正義的目標工程至少包括:一、真相釐清與還原,二、受難者名譽與權利的恢復及賠償,三、加害者的法律與道德責任的追究,四、體制的改革。

這樣模糊轉型正義的焦點,令人擔憂。正如同另一位促轉委員被提名人彭仁郁在回應時代力量的問卷所提及的「促轉會的出發點不應該縮限在和解vs不和解的二元對立預設上,這不僅將嚴重妨礙真相調查程序,也貶抑了公民在歷史真相調查報告出爐後辨別責任歸屬、討論適切咎責方式的的道德判斷力。」

促轉會不是扮演調解加害、被害雙方的和事佬。和解並不容易,應該奠基在真相之上,並對加害者究責、恢復受害者名譽與權利,才有可能讓受害者原諒,提供一個「和解」的可能。若盲目追求和解而息事寧人,甚至要求受害者放下,這不是轉型正義,更是再次傷害受害人。

是否有勇氣追求真相與公義,有能力踏實進行轉型正義的工作,這將是我行使促轉會人事同意權考量的重點。

youtube連結:https://youtu.be/Ul66lEPoEBk

即時動態 Issue

台灣就是台灣,外交策略應全面革新

有鑒於日前的多明尼加斷交事件及後續相關外交因應措施與國際反應。今天在外交國防委員會,我向吳釗燮部長強烈要求應該徹底革新我們的外交策略與國家定位。 首先我向部長再次確認,當今台灣的外交政策,是否仍然延續上個世紀黨國獨裁時期的虛幻主張,亦即自認代表中國甚至蒙古西藏等十幾億人。部長清楚回答,早已不再是這樣主張。台灣民主化後的這一二十年,我們的外交論述就是台灣政府代表的是兩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然而,我立刻舉出在多明尼加斷交事件後,許多國際媒體仍以「對中國政府承認從台北移轉到北京」的概念在報導,甚至CNN還報導「北京跟台北政府都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互相否認對方政府的合法性」。很明顯,經過了二十幾年的努力,國際社會仍然誤解台灣的主張,以為台灣自認代表中國!我們在國際間對台灣國家定位與外交論述所做的努力,根本徹底失敗。 這種失敗,也顯示在政府對外關係的策略上的矛盾。例如,我們正在推進的新南向政策,其中包括協助越南、印尼、菲律賓等鄰近國家的基礎建設、農業技術或醫療援助與合作,促進雙邊友好、優化台商在當地的經營環境。不管是越南、印尼還是菲律賓等鄰國,這些都是非邦交國,我們仍亟欲開展合作、建立雙贏互惠互利的關係。 但我們與多明尼加斷交後,卻就把原本外交部宣稱創造「雙贏」的合作計畫都停止了。這不是矛盾嗎?如前所述,台灣的外交工作也正在努力推進與非邦交國建立雙贏的合作關係,那跟多明尼加無論有沒有邦交,原本講好的「雙贏」合作計畫,又何必終止?這只有兩種可能,第一,就是以往宣稱跟邦交國的合作都是共創雙贏,這根本是假的,其實就是台灣單方面的捐輸,因此一斷交就要立刻切斷這種捐輸。而另一種可能更危險的,就是外交部的思維仍然還在爭奪中國代表權,因此就跟獨裁時期的國民黨一樣,只要斷交,外交部馬上反射性地落入漢賊不兩立的陷阱。 我強烈要求吳釗燮部長全面檢視台灣外交策略的矛盾,提出精準清楚的國家定位與外交策略,以及對外論述與宣傳的計畫。並整理過去兩年所有國際上對台灣有所誤解的報導,擬定說帖並全面澄清。讓每年250億的外交經費不再繼續落入矛盾陷阱中虛耗,讓國際認識真正的台灣。 youtube連結:https://youtu.be/_mdE_sZW2Dg

【來吧!一起走向台灣的新階段!】

面對選戰的各種風向與爆量資訊,我時時提醒自己以及時代力量台北五位議員候選人,拉大視野、循著本心來走,才能走得堅定而長久。 許多朋友討論台北市長選舉,最主要的擔憂仍是國民黨回魂。雖然丁守中目前話題度低,但民調卻一直保溫。畢竟,台北市長年來是國民黨的優勢選區。丁守中與中國共青團交往密切、要加深跟中國的合作,還要抵制轉型正義相關民主改革。許多朋友憂慮丁當選又讓台灣民主倒退嚕,我理解並認同。 但這場大選若只靠這種危機感來驅動,也太sadcore了。 我一直相信,我們這代人正要進入台灣歷史的嶄新階段。許多聽過我演講的朋友應該知道,這也是我參與創組時代力量的初衷,就是要讓台灣的政黨政治從統獨兩大政治集團的國家認同競爭,逐步進化到兩個本土政黨的公共議題競爭。這將是台灣走向一個正常國家、進步社會的重要過程。這次的選戰如何持續往這個方向推進,不能只靠危機感,而需要正面的思考與力量。 長年來,台灣政治場域是「台灣是中國一部份」中國國民黨vs.「認同台灣」民進黨,進行著國家認同的競爭。即使是現在的立法院,中國國民黨無論在哪個委員會、討論任何議題,仍三不五時就又緬懷起九二共識一個中國。但哪有一個國家的政黨政治不斷在辯論自己是不是另一個國家一部份?結束這種令台灣空轉的畸形政黨政治,讓中國國民黨從政治舞台消失,才能讓台灣的政治逐步成為兩個本土政黨的良性競爭,引領台灣成為更美好的國家。 這個進化過程可能包括國民黨本土派跳槽、進步派結盟合作...等,至少是十年以上的政治版圖重組。但這次的台北市長選戰,可以是第一步。姚文智與柯文哲若能正面引領議題、把丁守中甩尾,成為一次兩個主要候選人都不是國民黨的選戰,將能加速帶領台灣民主進入本土陣營良性競爭的階段。然而,這就必須從一再忠誠考核、確認台灣價值的loop中掙脫,需要雙方對議題的重新聚焦與新論辯模式的建立。 例如,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批判中國國民黨,勢必要批判其國家認同問題與統派本質,以確保台灣的國家利益。而這次台北市長選戰,柯文哲雖說「兩岸一家親」,卻也從未認同九二共識、台灣是中國一部份。因此,若把過去習慣用來批評國民黨的「統派」「深紅」標籤來貼在他身上,這不但不公平、未必有效,也無助於台灣民主的向本土陣營良性競爭來推進。新階段的台灣民主,當然也必須討論跟中國的關係。但這討論的定錨,應該從統獨國家認同的爭辯,進化到台灣面對中國壓迫、首都應該扮演的角色。這將不只讓一般市政有機會更能理性討論,許多過去因為卡在候選人統獨差異而難以聚焦的議題,也有機會凝聚更建設性的方向,例如首都如何「增進台灣國際空間」、「促進轉型正義」、「連結歷史與土地認同」。 這看起來只是些微的位移,但其實代表著台灣人民國家認同邁向一致性的基礎位移。若能順利挺進這個階段,將是台灣歷史的關鍵大事。 很可惜,目前台北市長的選戰論辯,仍沒有進入到這樣的階段。姚委員依舊在原地自我調整、駐足不前。 但我相信,今年的選戰仍有這樣的契機,讓台灣正向邁進。與這群優秀的年輕人一起打拼,總能讓我正面樂觀!我們從自己做起、站穩腳步,身處在這關鍵的時刻,我們也應努力推進一點點,朝向理想中的台灣、進步的台北邁進! 補充:感謝許多朋友的支持鼓勵或批評指教,這篇只是前導,我們會以本文所勾勒的新階段概念為基礎,針對不同議題持續表達我們的主張,請大家不用急著超展開超譯本文文意,選舉還有100天。 【待續...】

應檢討所得稅中的扣除額,保障上班族權益

去年大法官745號解釋,宣告現行所得稅法中,薪資所得無法按實際金額減除費用,這是違憲的。因為薪資所得被規定只能最高減除20萬的費用,若超出20萬即無法減除;但其他諸如執行業務所得皆可按實際費用減除,顯然是對於薪資所得者有差別待遇。簡單講,前述的所得稅法規定對領薪水的上班族相當不公平,而且違憲。 最近財政部終於公布研究報告,近日將正式提出修法。這點我相當認同,也希望財政部不要再拖延。同時,在修法過程中,也應該一起把影響上班族權益很大的「標準扣除或列舉扣除」以及「特別扣除」一起檢討。 目前綜合所得稅的計算方式為: 課稅所得=年度總所得-免稅額-(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特別扣除額(例如薪資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課稅所得X稅率=應納稅額 「免稅額」,其意義是給予人民最低生存的保障。 「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是超出最低生存保障之外的生活必要支出,例如保險費、房屋租金等。(類似某些歐美國家稅法所定義的「特別支出」。) 「特別扣除額」,則是不同納稅義務人,彼此間的財產、婚姻等的租稅負擔能力皆相同,但基於某些特殊因素,造成某些納稅義務人的實際所得較少,所應扣除的額度,例如身心障礙扣除額。(類似某些歐美國家所稱的「非常性之負擔」) 從上述列出三者的差別後,就會發現台灣的扣除額有許多不合理的安排。例如,捐贈、政治獻金、災害損失,竟被放在生活必要支出的「列舉扣除額」。而薪資特別扣除額及財產交易損失特別扣除額,應屬於成本費用或虧損,計算所得本應予以減除。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與學前幼兒特別扣除額,屬於生活必要支出。還有前述的災害損失,屬於特殊原因,造成納稅義務人實際所得下降,應該放在「特別扣除額」。此外,列舉扣除額中的捐贈、政治獻金,以及特別扣額中的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應當是屬於租稅優惠,和免稅額與扣除額在談的量能課稅原則無關。 將扣除額定義清楚、分門別類,才能扣好好地梳理應該要給予上班族的保障,而避免在模糊不清的規範中,總是被忽略了權益。